老板,您招的是到底是编辑还是校对?

前两年,有一部由日本国民女星石原里美主演的日剧《校对女孩河野悦子》热播,在日本创下平均12.36%的高收视率,国内也有不少网友追捧,口碑不俗。许多人正是通过这部剧认识了校对这一对于出版来说堪称幕后英雄的职业。在许多观众津津乐道于石原里美一身身光鲜靓丽的时尚造型时,不少出版从业者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看看人家的“校对”!对于那些长期处于“编校合一”工作状态下的年轻编辑来说,更是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啊,原来世界上还可以有一种职业叫校对!

这么说当然是夸张,作为编辑没听说过校对显然不可能。然而问题是,当下已经有很多编辑,特别是民营公司中工作的小编,在出版流程中根本接触不到“校对”这一环节了。近年来,很多机构为了缩短出版流程、精简人员、降低运营成本,明里暗里大力推行“编校合一”,取代了原本应该有的“三校一读”。甚至有非官方统计说法,国内实际运行中采用“编校合一”制度的出版机构已近七成。这也是近年来图书编校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的“编校合一”,是指出版机构不再另设校对,要求责编一人同时承担起编辑和校对两份工作(当然不会同时发两份工资)。由于需要承担两个环节的压力,不少一线责编不堪重负,造成编校质量下降。一些公司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在削减校对部门的同时,加大了质检部门的职能权重,对书稿制定出质检不合格即给予经济惩罚的措施,试图以此来提高编校质量,但却见效甚微,反而让原本工资微薄、精神紧张的年轻编辑们雪上加霜,叫苦连天。

归根到底,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编校合一”这一制度本身违反了编校工作的客观规律。事实上,围绕“编校合一”的争议早已存在。有支持者认为,“编校合一”有利于提高编辑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编辑的专业知识优势,在“校是非”中提高编校质量,也有利于缩短出版周期。而反对者认为,这会导致编辑职责不清,更不能保证书稿编校质量。这几年市场图书编校质量下降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何者才是正确。

编辑和校对是出版工作的两大重要环节,两者工作内容虽有重叠部分,但从根本来说,是无法相互替代的。编辑的工作,包括选题策划、组稿、审读等诸多方面,而对稿件的文字加工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即使是文字加工,编辑从事的性质也和校对有相当大的不同。编辑加工首先关注的是文稿整体的思想内容、篇章结构等,对内容的深入理解是第一要务,然后才是对作品文字的优化,包括对文稿的打磨、润饰、整理和提高等。在这一过程中,编辑必须多次审读稿件,一方面是精力高度集中在内容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稿件太过熟悉,容易产生思维定式和盲点,对某些字、词、标点的错误感觉迟钝,从而放过校对上的问题。这原本也是人阅读习惯的固有规律,就像作者反复自校的稿子经过编辑审读往往还是能发现不少错误一样,要求编辑重复进行这种“半自校”性质的校稿工作,也存在“天生”的缺陷,原本就需要“他校”的补充。

有人也许会说,如果只是因为编辑“自校”的阅读盲点产生校对错误,那么通过编辑之间的交叉互校,不就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然而这一提法,又忽略了校对工作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校对是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原本就需要长期的职业化训练才能达到合格水平。校对的特殊性,在于是以字、词、标点为单位对文稿进行地毯式检查,从字里行间查错纠漏,弥补编辑文字处理层面上的技术性缺陷。有人曾经如此总结,编辑阅读关注的是宏观层面,重在读“意”,以句子为单位进行“线性阅读”;而校对阅读关注的则是微观层面,重在读“形”,将句子切割为字、词、词组、标点等,是一种高技术性的“点性阅读”。《现代校对学概论》(周奇编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中曾点出编辑阅读和校对阅读的区别:

心理学指出:人的感觉总是趋向于将来自各方面的、零散的、不规范的乃至不确定的表象,经过智化过滤,在视觉中形成较为明显而完整的图形。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作‘完形趋向律’。完形趋向律存在于与视觉、知觉密切相关的阅读过程中,人们不必一笔一画地注意字词,而是扫视字词,从总体上把握句意文意,因而能够“一目了然”,快速而准确地阅读。但是,语言完形也会把阅读者引向误区,“得意忘形”,忽略句子里个体字符的错讹。校对阅读必须遏制“完形趋向律”的负面影响,遏制的办法之一,就是阅读时重在“得形”。在校对客体中,以具有各维度特征的基本字符为单元,组合成字符群,如词、词组、公式、音乐曲谱、数码组等,各种字符群又进一步组成句群。校对尤其是校异同,不需要花力气了解句群意义,而重在对字符群以及单一字符的基本特征的识别。

由此可见,编辑和校对原本就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稿处理方式,国家出版规定要求编辑和校对两个环节分开,就是为了让分工专业化,各司其职,以提高书稿质量,这也符合上述客观规律。当然不可否认,资深编辑中确实有少数具备编校合一能力的人,但是即使是这极少数人才,也是在长期和校对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慢慢磨练出来,绝不可能有新人在短期内就胜任。

然而遗憾的是,很多人为了短线的市场利润,不顾客观规律和国家规定,依然强推“编校合一”。他们始终认为,问题出在一线编辑不够认真、不够细致、不够负责,或者干脆说,没招对人——他们始终存在一种幻想,就是能够找到又“便宜”又肯卖力的“优质员工”,或者总能把新人磨练成“万能”人才(不仅“编校合一”,甚至“编校排”合一,最好连装帧设计都包了)。但在对员工提出如此之多违反客观规律、不合情理的要求,却不曾考虑过如何提高员工待遇,换而言之,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业界当下“编校合一”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一线编辑真正属于“编辑”的功能弱化。此前曾听一位年轻编辑抱怨,公司招聘的职位写的是“编辑”,实际上需要的是“校对”。这也是许多年轻编辑的共同体会,领导需要的其实只是执行命令的“看稿机器”——当然也不光是看稿,还需要是能够承包整个出版流程各种琐事的“机器”,除了选题策划能力之外。对于手里已经积压了多部稿件的领导来说,新编辑的选题积极性恰恰是最不需要,又最棘手的问题。这也体现出当下出版界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员工能力与需求脱节。新编辑往往是抱着一腔热血入行(少部分进来混日子的除外),这时他们最接近是的读者,最敏锐的是市场感知力,换而言之,最强的是选题能力,而最欠缺的恰恰是文字加工的能力。然而这个阶段,绝大部分公司都不允许他们发挥选题能力,而要求他们安下心来看领导安排的稿子,也就是最需要的是看稿能力。相反,随着他们文字处理能力的上升,逐渐具备了一定的“编校合一”能力时,他们对市场的敏感、激情,却大都被长期的案头工作磨光了(当然更多可能性是转行了)。

另一个问题在于,校对这一岗位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正如日剧《校对女孩》所揭示的,校对工作对于整个出版过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校对这一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既不可能被软件替代,也不可能完全由编辑代劳。全副精力用于文字把关的校对,在专业性上具有大部分编辑不具备的优势。而一部质量合格的作品问世,原本就包含着包括编辑、校对等不同环节业者的共同心血。业界早有呼声,应该在图书版权页上署“责任校对”的名字,以体现对校对工作的尊重。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呼声虽然出现多年,但真正付诸实际者寥寥无几,反而是编校合一之风愈演愈烈。在这一大趋势下,出版物质量的每况愈下,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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